专访《白色月光》编剧王安安：生活，然后找到故事的意义
嘉宾：王安安
采访 & 撰文：Alice
通过审视人的脆弱，王安安找到了对她而言最宝贵的财富。
王安安，影视编剧，擅长创作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女性题材的有趣故事，热爱塑造爱憎鲜明、情感激越的人物形象，叙事不拘类型，但求诚实。代表作有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动画电影《Ugly Doll（丑娃娃）》，网剧《白色月光》。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现居美国洛杉矶。
按照王安安原本的规划，完成《白色月光》剧本第一稿时她正好生产，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完美。
然而，就像她生命中大多数事情一样，计划没能赶上变化：双胞胎早产两个月，其中一个还有先天性心脏问题，需要住在医院等待手术。于是，在生产后的三个月里，她被迫过上了在ICU抱着电脑赶稿的生活。
因为早产儿生命体征不稳定，需要仪器实时监控，一旦有一个数据出现问题，病房里便会警铃大作。“比如说他呼吸速度高了，心跳快了，或者是血氧含量低了，（病房里）就会有个‘咚咚咚’的声音。持续一分钟以上，它就会变成非常可怕的警报，有点像防空洞里有炸弹要投下来的声音，然后护士就会跑过去抢救，” 王安安描述道。
那段时间她每天一边在电脑上写《白色月光》的剧本，一边每隔几分钟就要面对‘咚咚咚’的到来。“好可怕，” 她心有余悸地笑了笑说。这次经历无疑是特别的：它不仅促成了她“从业以来可能是第一次拖稿，” 还使她突然理解了母亲和孩子的双重视角。
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回看《白色月光》，觉得自己“太狠了。”
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带有仿佛第三人称般的冷静反思和坦诚调侃。说到成为职业编剧的道路，她说其实本来是想做导演的，结果没想到编剧这个跳板“跳成了一个岛。”
王安安的生日与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在同一天，似乎和这一行生来就有不解之缘的她小时候其实非常害怕看电影。
她人生中对于电影的初体验来自童年父母单位组织观看的《老井》。结果由于电影太可怕，四五岁的她在影院哇哇大哭，自那之后“只要一进电影院就开始想拉肚子。”
治好她这份创伤的契机同样荒诞可爱：是《地道战》这部战争片让她开始能够舒服地坐在影院享受观影，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编剧、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天生杀人狂》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这辈子都要做电影这事儿，太伟大了。”
和很多人相比，王安安编剧之路的开始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北大编导专业本硕毕业的她，在校期间就曾师从知名编剧陈宇，独立完成单元剧的编剧工作，也曾在电视台和广告公关行业实习。
09年研究生毕业时，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积累了一箩筐的工作经验，踌躇满志地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编剧生涯。
那一年，她恰好有个可以拍一部自己片子的机会，几乎马上就要建组，然而项目最终由于逐渐发现“根本不靠谱”而流产。
她自己归因于当时根本还是个学生，“好像梦想就像一个苹果吊在这，你伸手一够，发现它又升高了。”
“野性且大胆，” 这是王安安对于自己青春给出的评价。09年个人项目失败后，她收到了来自一位朋友的帮助。这位朋友与她在之前电视台打工时相识，彼时正是一家收视数据统计相关公司的老板。他本着好意语重心长地劝27岁的王安安来他的公司工作，因为“自上至下地做编剧要容易得多。”
为了打消她想创作的念头，朋友特意带她去了一个熟人的影视工作室，目的是想让她亲身体验个中常人难以忍受的辛苦。走进小小的工作室，里面只有几个人，无一例外全部在电脑前加班，房间里充斥着方便面的味道；剪辑室更糟糕，“像黑煤窑一样，一进去全是烟味。” 没想到王安安看了眼电脑屏幕，语出惊人： “你们这儿还缺人吗？”
原本对她伸出援手的朋友自然气坏了，所幸两人最终重归于好，或许因为他也终于理解她的决心和执拗。从王安安的讲述中，不难看到年少的她是不畏的，风风火火，充满闯劲，勇往直前，甚少迟疑。然而，她自己却认为青春之所以锋芒毕露是因为害怕，不敢面对自己的脆弱，更不敢把它展现给世界。看似很勇敢，“其实里面虚着呢，” 因为恐惧，所以才会着急把自己呈现得更加强大。
“为什么说青春是一场病，因为在这场病中的时候，你的症状（恐惧）让你无法做到，因为你没有被动地受过伤害，你觉得那样就会死的，所以害怕，所以迈不出这一步。但是直到你不断地受伤害，不断地丢脸，尝试过了，恐惧就在减少。就像每个疾病，包括癌症，它都是有寿命的，只要你活得比这个病长，你就战胜了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帮助她打败青春这场病的也正是一次次受挫的经历。
那段时间赶上了影视行业的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很急躁，很多时候仅凭一个大纲就可以签下来一个项目。有一次她收到了一家公司的IP文件包，打开之后越翻越不对劲，其中大多数的漫画甚至都不是成品，还是未完成状态。她说自己当时就像《大空头》（The Big Short）电影中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ell）所饰演的角色，震惊、困惑、不安，有强烈的不详预感。
然而，别无他选，因为需要生活，于是创作就变成“追着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去走，然后一个个项目都死在开发的过程中。”渐渐地，行业出现了颓势，她也感到自己愈发疲惫。
有一次她开车堵在北京三环上，抬头一看，惊觉两旁存在的每一栋写字楼她都进去开过会，每一个开过会的项目都黄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特别的幻灭，” 她说。回看这几年，她每天都极其忙碌，但是最终没有一个项目开花结果，“三年生产了一堆废纸。”
不像是电影中的剧情分一二三幕，真实生活中的成长往往是日累月积且悄然无声的。
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来到洛杉矶，王安安在一张气垫床上睡了一个月，没有条件买车就每天乘4路公交车从Santa Monica至La Brea往返上下班，公车上有来自各个阶层、各种背景的人。
对比起几年前出差第一次来洛杉矶、住在繁华的Century City时的经历，她意识到曾经的认知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王安安很坦诚地说，“可能你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好像这么高的起点就应该怎么样，但是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真实的人生是在公车上跟各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起，我开始跟他们更加认同。”
有一次，王安安在Hollywood Boulevard等车许久，转身买了杯咖啡，再回头时公交车已经启动离开。情急之下，她一手端着咖啡追车跑了起来。此时，平时在车站无所事事的几名流浪汉见状，也突然开始对着车大喊大叫。
刚开始她还有些疑惑，随后公车停了，她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是在帮忙。在此之前，或许像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她并不习惯这些看起来有些可怕的流浪汉们存在，更不敢直视他们。坐上公交车后，她为此感到由衷的羞愧。真实的人生是什么？那时起，她对于故事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
王安安认为，之所以人需要听别人讲故事，正是因为只有故事能够改变人们看世界的眼光，从而改变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比如这些流浪汉，因为经历不同，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努力，或是为什么努力了还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被逼到在洛杉矶必须每天坐公车的话，也不可能看到他们的故事。只有在见证了他们故事的情况下，双方在故事当中才是平等的。你会把他看作是人，而不是一个符号。”
如果说青春是一场病，而其病症正是难以直面矛盾，无法忠于内心最深处的恐惧，那么此时王安安开始在脆弱之中寻找故事，自其最深处探寻心灵的自由。
她认为，每个人只要诚实地面对自己，都会发现：人们想要行善，但是做不到；爱是牺牲，然而要对抗的是自私的直觉，而这些正是内在冲突的来源，其中有无穷的矛盾与斗争。
她的编剧作品似乎也贯穿了这一主题：从她的第一部院线作品《怒放之青春再见》，到2013年的《脱轨时代》，再到今年大热的网剧《白色月光》，王安安一次次与充满中年危机、人性考验与选择的故事相遇。
写《怒放之青春再见》时，制片人问她剧本里四个性格迥异的男人，哪个是她？
她说，“好像每个人都是我，都有我的影子。”
在《白色月光》中，宋佳所饰演的角色“张一”面对丈夫的多次隐瞒与不忠，以及其中所牵涉的多个家庭、女人、以及孩子，其身上也不难看到自始至终的拉扯；与其说张一的战争是外部的，不如说更多来自她自己在面对爱与牺牲、谎言、脆弱时，每一个选择带来的犹豫与矛盾。
王安安说，“如果说我的创作有一个母题的话，可能是一个人活着活着发现自己并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如何接受关于自己的真相？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还在上学时，在尝试过戏剧、短篇小说等形式后，她发觉电影对她有种天然的强烈吸引。多年以后，原因似乎已然明了：电影讲述故事，而故事使人们得以进入别人的叙事，从而共情并获得彼此理解，这正是她所追求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隔绝导致没有办法进入彼此的故事，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同情。进入别人的叙事当中，然后看世界的眼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会被不断的刷新、拓宽。”
选择电影工作者的职业对于王安安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能够去讲述故事，通过讲故事来帮助听故事的人去更加拓宽自己的心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电影的使命也是去滋生或滋养人的同情心，这个就是我们一切的使命，我们就是做这事儿的。至于别的呢，就是别人负责做，这个是我们的终极使命。”
喜欢扎根写“实的东西”，对“低概念”的故事感兴趣，王安安通过审视人的脆弱找到了对她而言最宝贵的财富。按照她的话说，“青春死了，她还活着。”
获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曾在《诗人和作家》杂志采访中谈到，“如果你做的是创作类的生活，就必须好好生活。作品需要来自真实的生活。” 她劝导年轻的创作者们，作家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否定世界。
而王安安所践行的似乎是同样的哲学：对于她来说，或许艺术并不是什么更加高贵的东西，它等同于故事也等于生活，而这份直面生活的态度正是她钟爱创作的、富有缺点的英雄式人物身上那杆最有力的枪。
